摘要：事物的发展形成历史，因而研究事物的发展应该从历史开始。政治指导员是高校辅导员的前生，政治辅导员是高校辅导员的初生。思想政治工作是高校辅导员的前生、初生乃至永生之源。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坚持实施专兼职结合型辅导员队伍建设。高校辅导员队伍是高校教师和管理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骨干力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党和国家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加强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培养大批高素质高校辅导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走群众路线，实施课程思政。
一、问题的提出
2016年1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保证高校辅导员队伍“后继有人、源源不断”的重要指示以来，高校辅导员历史发展问题迅速成为学界研究的前沿焦点。“后继有人、源源不断”既明示了没有终点的发展走向，又内涵了必有开端的历史过程。事物的发展过程形成历史，却又总是从历史开始的，离开了历史，发展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树。换句话说，研究和推动事物的发展应该首先从其历史开始。自从1951年开端以来，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已历经70多年，这一发展历程至少可以说明高校辅导员队伍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强大的生命力。对其价值和生命力重要内涵的发问，应该从其历史发展的基本现象中去寻找答案而别无它途。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中最鲜明的一个历史事实是我们始终坚持实施兼职辅导员队伍建设模式，尽管2004年中央“16号文”发布以来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进入了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快车道。那么，为什么兼职模式具有那么强的生命力?它又是如何发展而来?对这些问题进行历史回朔、学理梳正及价值反思，是党和国家赋予学界的重要历史使命，对推动新时代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二、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历史梳正
(一)政治指导员：高校辅导员的前生
关于高校辅导员的前生问题，学界一直存在分歧，概括起来说主要有四种观点。有的学者①认为我国高校辅导员的前身是1924年国共合作创建黄埔军校时期的政治指导员，有的学者②认为我国高校辅导员的前身是1930年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的政治指导员，有的学者③认为1937年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的政治指导员是我国高校辅导员的前身，有的学者④认为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开始于1953年的清华大学。从以上观点看，学者们起码论及了高校辅导员的历史前生、历史开端两个问题。从词义看，“前生”与“今生”不同，这里的“前生”指的是高校辅导员的历史起源，或萌芽，其名称还不是“高校辅导员”或“政治辅导员”，而“今生”指的是高校辅导员的“当下身世”，其名称是“政治辅导员”或“高校辅导员”。从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史来看，“前生”与“今生”的划定是以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这个时间节点为依据的。前三种观点谈的是高校辅导员的历史“前生”问题，而第四种观点谈的则是历史“初生”问题，两者其实不能混为一谈。那么，学界为什么会混为一谈，又为什么时至今日还会出现观点分歧呢?经过深入研究可知，原因在于人们对高校辅导员的历史重视不够，研究不够深入，存在人云亦云的现象。对此，原全国高校辅导员研究会会长朱正昌就指出：“大多数文献是一种描述性的研究，而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的深度分析较少。”缺少历史研究往往会导致现实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出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现象，甚至会出现割断高校辅导员的历史血脉和离宗忘本的历史悲剧。
史实上，1923年春，孙中山从上海返回广州，“并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参观红军和各种军事学校”，学习苏联红军政治建军经验。1924年5月5日，国共合作创建的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军校建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开启了中国政治建军新纪元。当时，著名共产党人周恩来、萧楚女、恽代英、聂荣臻等在军校担任党政领导工作和政治教育工作。1924年11月，周恩来接任军校政治部主任，主持军校政治工作。1926年，政治部制定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育大纲草案》、《本校政治部政治指导员条例》等政治制度，首次以条例的形式规定了政治指导员的八项职权。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特别是政治指导员的设立，使革命军在两次东征和两次北伐中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以党所掌握的北伐部队3万多人在南昌发动起义。为保证党对起义武装的领导和加强党在起义军中的政治工作，党在起义军中设立的党组织和政治部，在军、师两级设立了党代表，在团、营、连三级设立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制度由此从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军队传承到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周恩来、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成了政治指导员制度的重要传承人。1927年9月，毛泽东在江西永新进行的著名“三湾改编”部队中建立和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班排设立党小组，连设党支部，营团设党委，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1929年以后，红军中连以上的党代表又统一称谓政治委员。1931年，连队政治委员又改称政治指导员。此后，党在创建的军校和独立领导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中不断完善政治指导员制度，培养了一批一批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政治工作骨干，这不但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且也为党在军队和新中国成立后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史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政治建军功不可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军校、军队建立实施的政治指导员制度，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对此，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进行了历史回朔和高度评价：“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
(二)政治辅导员：高校辅导员的初生
从上看来，政治指导员制度从苏联传入中国，再由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传入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军校，这清晰证明高校辅导员制度前生于1924年，而既不是1930年，也不是1937年，更不是1953年。现在的问题是，政治指导员制度如何从旧中国传到新中国?为何能从旧中国传到新中国?其名称为何是政治辅导员，而不再是政治指导员?
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视野里，革命斗争的胜利归根到底是由人来决定，而不是武器。而人有这样的价值地位，一刻也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因为人本身是一个有思想的动物。中国共产党有“思想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甚至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重要论断，原因就在于此，而这一重要论断的形成，内涵了政治工作制度的价值传承性，而价值的传承是由人来完成而不可能是自然发展而成的。
1.价值传承性。这里的价值传承性指的是政治指导员制度有传承的价值属性，价值属性是指政治指导员制度发展传承过程中所具有的本质特性。换句话说，如果政治指导员制度没有价值，就不可能传承发展下去。“思想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甚至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重要论断的形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生成。这一理论的生成，体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价值，这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价值;二是物质价值。从政治价值角度看，不管是前生的政治指导员还是初生的政治辅导员，其所开展的思想政治工作目的都是为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政治意识、政治观念、政治立场、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等，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实上，这正是政党之所以能成为执政党的重要原因所在。从物质价值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前，未获得执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带领全国人民打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而建立新中国，有“生命线”之称的政治工作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军民就不可能形成新思想、新观念和新价值，也就不可能提高官兵士气、意志和团结，就很难获得对敌作战的真正胜利。
2.人的传承性。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人性和人的社会性的重要观点。人的传承性是人的社会性的一个重要内涵。人是社会发展进步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没有了人，社会无所谓发展。社会的发展要依靠人，而社会的发展却又是为了解放人，发展人，这是人类改造社会的目的性与规律性的统一。政治指导员制度从旧中国发展传承到新中国，其载体虽然可以是文本介质，但人始终是最核心最重要的载体。没有人对文本介质的消化、吸收与转化，政治指导员制度只能停留在文本介质而处于“死亡”状态，既不可能因被人们利用而发展，更不可能因服务社会而产生应有的价值。政治指导员制度从旧中国传承到新中国，传承人必然是从旧中国走向新中国的人，她们主要是革命斗争年代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包括军校军队政委、党代表、政治指导员等军政干部。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迅速取缔了高校中的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等组织，并在高校建立了党团组织。“这一时期，专门负责思想政治工作的学校机构尚未建立起来，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进驻高校的管理委员会和党团组织承担起了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艰巨任务，一批选派的政治工作干部留在了高校，专门负责学生和老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为新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奠定了基础。”应该说，军管干部是政治指导员制度的主要传承人，她们在党、政、经、文、教等各领域对政治指导员制度的传承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解放后1952年到任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抗日战争胜利后，蒋南翔被派到哈尔滨工作。在那里，他领导地下党组织创造性地建立了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为加强学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他在干校设立干部科、教务科、总务科，并按文化程度把学员编成队，队设队长和指导员，与学员实行同住、同吃、同学习、同工作、同娱乐，这里的“指导员”就是“政治指导员”。1953年4月，为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任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创造性地建立“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同样要求政治辅导员要做到与学生“六同”(即与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同娱乐、同活动)，这与他在青干校对干部的要求做法如出一辙。
当然，正是有诸多蒋南翔这样的政治指导员制度传承人的出现，党和国家在新中国成立初就把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改造放在了新中国教育工作的突出位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发布并明确新中国教育的性质、任务和目标后，1949年12月23日，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强调：“老区教育，现在以巩固提高为主，解决师资、教材问题。新区学校安顿后的主要工作是进行政治与思想教育。”这为政治指导员制度从旧中国传承发展到新中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贯彻此会议精神，1951年11月30日，政务院批准发布的《关于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的报告》提出，“各工学院有准备地试行政治辅导员制度，设立专人担任各级政治辅导员，主持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首次提出在高校实行政治辅导员制度，“政治辅导员”取代“政治指导员”的出场，标志着我国高校辅导员的初生。
不过，应该清楚的是，“政治指导员”与“政治辅导员”虽然均指为政治而工作之人，但却因一字之差而有所不同。从字义上看，“指导”意指“指示教导;指点引导”，“指导员”指的就是担任指导、教导工作的人员;而“辅导”是指“帮助和指导”，“辅导员”就是指“帮助和指导的人员”。显然，“指导员”地位比“辅导员”要高，所要求掌握的知识也要多，能力也要强等。当然，因两者都有“指导”之意，所以，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偶尔也有人忽略两者的细微区别而将其混为一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典(1949-1988)》就指出：“大学生政治指导员，亦称政治辅导员，是我国高等学校的基层政治工作者，基本任务是在校、系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在系和年级内，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事实上，如果不考虑其在词义、学术、对象和时代等的差异，将“辅导员”与“指导员”混为一用并不会导致其本质发生变化。对此，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年代就有过相关观点，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第二十八团在湘南曾经取消了党代表，后来又恢复了。改称指导员。则和国民党的指导员相混，为俘虏兵所厌恶。且易一名称，于制度的本质无关。故我们决定不改。”毛泽东在这里谈到的“党代表”与“指导员”的关系和我们所说的“政治指导员”与“政治辅导员”之关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三、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问题反思
1951年政务院批准试行政治辅导员制度以来，虽然1961年9月“高校六十条”发布首次提出设立专职政治辅导员制度和1965年8月制定首个关于政治辅导员工作的专门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班级政治辅导员工作条例(草案)》，但有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是，我国始终坚持实施兼职辅导员制度(先后经历了专兼结合、兼职为主，专兼结合、专职为主型两个连续性过程)，这说明兼职辅导员制度具有巨大的价值和超强的生命力，而价值和生命力则主要来源于辅导员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能发挥重要作用。对此，有三个问题值得反思。
(一)存在性问题
存在性问题实质内涵了“有没有”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高质量发展实际上是指“好不好”问题，而不是“有没有”问题。因而，这里说的存在性问题，是指高校辅导员队伍存在的基本问题，而不是发展得“好不好”问题。事实上，如果连存在都是个问题，那么，发展就无以言起。1951年政务院提出在工学院设立政治辅导员制度，实现了高校辅导员队伍从“无”到“有”的历史突破。而从那时到今天，这一制度不但一直存在，而且发展得越来越好，尽管60年代受阻于“文化大革命”，这说明其有重要价值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发展。在马克思主义视野里，一个事物的产生与存在不是孤立的，它总是有着一定的原因，原因越多，产生就越强烈，存在就越有可能。从这个角度看，事物的存在性与价值性是统一的，存在性问题本质上是价值性问题。既然这样，那么存在就具有强烈的必要性。高校辅导员队伍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而产生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一穷二白，思想政治工作人员存量严重不足，特别是院系大调整后高校实施大规模扩招，急速膨胀的学生人数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压力远超应付极限。如原清华大学副校长艾知生在谈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时就指出，“院系调整前，清华大学大学只有2000多人，1952年招生2000多人，院系调整后，一些工科院校合并到清华来，1952年秋季学生人数增加到6000多人，……但原来清华没有专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全校只有十来个专职的党团干部。”这就是清华大学为何从高年级挑选学习成绩好业务能力强的学生兼职担任政治辅导员的重要原因，也是改革开放前做好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最好选择。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到思想政治教育是十年来教育最大失误问题，强调要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并对清华大学“双肩挑”政治辅导员制度的充分肯定，要求高校要学习清华的做法。对这样的问题进行反思，新时代新征程上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一要强化辅导员队伍的价值性存在，不断提高辅导员队伍的思想认识、职业归属、社会地位和工作意义;二要重视辅导员队伍的结构性存在，使辅导员队伍在学科专业、性别年龄、学历职称和模式类型上合理合事合一;三要保证辅导员队伍的规模性存在，确保辅导员队伍长期稳定在教育部规定的1：200师生比例的数量状态，完善辅导员的“进出口”发展机制，一方面切实推进辅导员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另一方面大力为高校培养高质量管理干部队伍，第三方面积极为高校培养高质量教师队伍，有效解决辅导员的“入口”和“出口”问题;四要确保辅导员队伍的质量性存在，健全辅导员队伍的培训教育管理考核等长效机制，建立以“好不好”取代“有没有”的评价标准，推动辅导员队伍专业化、职业化高质量发展，使辅导员队伍“后继有人，源源不断”。
(二)科学性问题
科学性是指实践探索的理性升华和理论概括，它支撑着事物的存在与发展。从理论上看，不管是专职多一点，还是兼职多一点，持续实施兼职辅导员制度，要么专职制度不适合或没价值，要么不可能或没条件，要么兼职制度并不比专职制度效果差。史实证明，理由只能是第二条和第三条。而第二条理由生成的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国家还没有条件配备那么多专职辅导员，这既因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又因思想政治工作人才培养能力不足。而思想政治工作专业人才特别是专职辅导员培养不足，根本原因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缺少学科专业理论支撑，思想政治教育还没有形成一个单独学科。长期以来，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建立在持续深入实践探索基础上的，这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自发状态。换句话说，这是缺少科学依据的作法。这样，“学生的日常生活，主要靠自己运作和摸索，难以得到科学性和价值性相统一的指导，高校不少辅导员往往忙于事务而疏忽教育，陷于经验化管理而缺乏专业化咨询。”因此，这种状态不可能长久下去而必须且必然改变，而改变的根就在于学科专业建设.。改革开放后，人们在对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问题进行广泛讨论的基础上，1984年4月，教育部提出在高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采取正规化的方法培养大专生、本科生和第二学士学位生等各种规格的思想政治工作专门人才，标志着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有了学科专业理论支撑。从此，具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背景的辅导员越来越多，这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专业化、职业化和专家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这个角度看，1984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的设立，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从非正规走向正规、从实践摸索走向科学发展的分水岭。显然，这在中国共产党教育史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与此同时，应该清楚的是，从1984年以来，尽管这一阶段国家对思想政治工作人才实施了正规化培养，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专业背景的辅导员也越来越多，但由于人们对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重视程度不够，高校辅导员的职业认同和社会地位还有待提高，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仍然以兼职模式为主。而事实证明，此阶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欠佳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实施兼职辅导员制度仍存在诸多不足，尽管责任不能完全推给辅导员队伍。对此，邓小平在1989年6月曾指出：“我对外国人讲，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我主要是讲思想政治教育，不单纯是对学校、青年学生，是泛指对人民的教育。”对这样的问题进行反思，教育强国建设道路上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其科学性发展问题。一是要从党和国家宏观层面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心理学等与辅导员职业相关学科的顶层设计和制度优化工作，持续丰富这些学科专业发展的组织领导、政策供给、资金支持;二是要从地方高校中观层面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心理学等与辅导员职业相关学科的政策落实和管理运行工作，不断加强这些学科的专业建设、队伍建设和课程建设;三是要从辅导员队伍自身微观层面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学、心理学等与辅导员职业发展相关学科的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不断提高辅导员队伍的学科意识、理论水平和研究能力。
(三)实践性问题
实践性问题归根到底指的是怎么做的问题，它是措施执行的具体过程，事关成果的取得与目标的实现。1951年以来，我国始终坚持实施兼职辅导员制度的另一个要因是走好群众路线，深入开展课程思政教育，培养更多思想政治工作人才。实施兼职辅导员制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思政课程问题，另一方面是为了解决课程思政问题。所谓课程思政，主要是指在非思想政治教育(含心理健康教育)专业课程中添加与本课程有关思想政治教育元素，以在教会学生学好本课程专业文化知识的基础上养成相应的课程价值观，并以这种价值观的养成反促进相关专业课程学习。由于课程思政之课程门类十分多，涉及了大多数执教专业教师，而这些专业教师绝大多数是高学历学位，甚至高职称，素质能力水平都比较高，且与学生接触面广，有着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天然”条件，安排她们兼职担任辅导员，一方面组织她们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引导她们把所上专业课与与该专业课程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相结合加强对学生的教育，使专业课程教学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统一、互相促进和融为一体，实现教育教学效果最大化，切实有效推进“三全育人”工作。从本质上看，实施兼职辅导员制度，推进“三全育人”的过程，内涵了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这是中国共产党课程思政教育目的、动力和方法的统一，具有突出的育人优势、丰富的文化底蕴和深厚的历史实践基础，尽管“课程思政”这一理论概念始用于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之后。事实上，课程思政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实践探索基础。如早在1955年4月，原教育部副部长刘子载在高等工业学校、综合大学校院长座谈会上就指出：“学校行政领导和学校的党、团组织对学生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和学生的全面发展都负有重大的责任。校长或副校长中应有一人经常负责领导组织这一工作，除组织动员教学行政干部、政治工作干部和全体老师积极参加政治思政教育工作外，还应与学校党组织、青年团等保持密切联系，依靠他们并取得他们的支持和配合，避免和克服各方面步调不一致，互相不配合，各自布置工作。”这种课程思政工作路线、方法和要求最早被以文字方式写进的党和国家文件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1958年9月19)，文件强调“教育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需要教育事业的。办教育需要依靠专门的队伍，没有强大的专门队伍是不行的。但是，教育工作的专门的队伍必须与群众结合，办教育更必须依靠群众。……把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同群众结合起来，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尽管这文件精神集中指向的是“教育大革命”“大跃进”，然而其影响却十分广泛而深远，党和国家在很长一个时期坚持实施兼职辅导员制度就有因于此，这种状况当然包括且并不限于改革开放后及进入新时代的今天。1978年10月4日教育部发布《关于讨论和试行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通知》恢复重建高校辅导员制度后，党和国家一直坚持把“走群众路线，开展课程思政教育，培养更多思想政治工作人才”作为实施兼职辅导员制度和推进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价值取向。如为了解决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在思想理论水平、知识结构、培训职称待遇等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1984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设的意见》强调，高等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必须实行专职和兼职相结合，“这样既有利于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将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渗透到业务领域中去，也可以使这些师生得到锻炼.”再如1987年5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应由精干的专职人员和较多的兼职人员组成。……高校学校的每个班级均应配备兼职班主任、导师 或辅导员。可从教书育人好的教师和品学兼优的研究生、高年级大学生中选拔。这对密切联系群众，使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结合都有好处。他们中间许多人可以成为能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又能兼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专家、教授。经验证明，这种‘双肩挑’的做法是培养和造就符合‘四化’要求的干部的一条重要途径。”等等。.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构建“三全育人”格局背景下推进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要始终把实践性问题作为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主业主线问题，一要进一步丰富兼职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模式结构，吸引更多思想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老师兼任辅导员工作，走好群众路线，使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有机统一，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覆盖面和效果最大化;二要进一步强化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发展过程，着力人才培养，使培养辅导员和培养大学生有机统一，使辅导员队伍建设过程价值和目标价值最大化;三要进一步完善辅导员队伍工作的实践评价，注重实绩考核，使辅导员工作实绩与工作业绩有机统一，使辅导员队伍建设考核评价与发展导向最优化。
四、讨论与展望
我国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已历时70多年，期间50多年使用“政治辅导员”称谓，原因归结于辅导员的首要职责为“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用新时代的话语来说就是通过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2004年中央“16号文”发布，“政治辅导员”正式改称为“高校辅导员”，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进入专业化职业化发展快车道。2006年7月，教育部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及其2017年修订稿均要求高校按师生比不低于1：200的比例设置本、专科生一线专职辅导员，同时强调“辅导员的配备应专职为主，专兼结合。”多年来的实践探索证明，这一发展模式是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具有中国特色，成效显著。如以清华大学为例，“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每届都有9名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清华学习期间担任过政治辅导员。”再如广东石油化工学院，作为一个地方本科普通高校，该校2023年中层领导干部换届后，被提拔为正处级干部的64人中，有25人担任过辅导员，占比39%;被提拔为副处级干部的60人中，有19人担任过辅导员，占比32%;被提拔为正科级干部的112人中，有37人担任过辅导员，占比33%。应该说，类似的情况在全国十分普遍。可见，高校辅导员队伍是高校管理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是党和国家培养高素质干部队伍的一个重要途径和有效方法。然而，展望未来，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背景下推动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专业化职业化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是否仍需坚持专兼结合型辅导员队伍建设模式呢?如果是，专兼结合型发展模式是否与专业化职业化的本质属性发生价值冲突?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探讨的重要问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辅导员研究)“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文献史料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2JDSZ3061)、广东省2023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题“高校辅导员队伍高质量发展基本问题研究”(课题编号：2023GXSZ048)及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校级科研项目(人才引进类/博士启动类)“改革开放以来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重要文献的整理与研究”(2023bsqd10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黎育生(1975-)，广东电白人，广东石油化工学院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法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广东石油化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茂名，525000
